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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礼”传“中国情” 《小芒年礼节》在烟火气中升腾信心和力量******

　　车水马龙的早高峰回来了，此起彼伏的餐馆叫号声回来了，欢快动感的广场舞回来了……在不断回归的烟火气里，兔年春节的脚步离我们越来越近。

　　过了腊八就是年。从12月30日（腊八初八）到1月8日，在湖南卫视、芒果TV、小芒APP三平台同步播出的《小芒年礼节》系列节目，以“9期微综艺+1台晚会”的组合攻势，热热闹闹拉开了打年货、备年礼、迎新春的序幕。

　　即将到来的兔年春节对于很多人而言，是一趟迟来了三年的回家过年。1月8日晚播出的《小芒年礼节》作为烟火气逐步回归后首场唤醒年味的晚会，以贴近生活表达、弘扬年礼美学、凸显融合创新的形式，串联亲情、爱情、友情三种“中国情”，用最抚凡人心的人间烟火气提振信心，汇聚力量，鼓舞大家继续开启向美好生活迈进的新篇章。

　　以“情”为线

　　传递最抚凡人心的人间烟火气

　　春节是中国人身心的集体归乡之旅。亲人间耐心的陪伴，朋友间铁打的聚会，爱人间温柔的感谢，都是在给一个人的心灵注入最底层的力量。

　　人间烟火处，年味渐浓时。《小芒年礼节》用三大版块娓娓讲述中国人的亲情、爱情、友情，在今年这个特殊的时期，为含蓄的中国人打造一场表白爱意、传递祝福、温暖彼此的仪式。

　　整场晚会，无论精心编排的文艺表演，还是特别设计的互动访谈，都紧扣“情”字，直戳观众内心的柔软：潘玮柏在《华丽进行曲》中唱出父母年轻时“苹果寄情”的故事；武力、武艺、武星父子三人同台用《嗨唱》带来“动次动次”的欢乐节奏；李承铉《我爱你就像》的歌词里藏着太太戚薇“爱的礼物”；姜潮携手麦迪娜演绎《让我为你唱首歌》，王大陆联袂蔡卓宜吟唱《看月亮爬上来》，两对爱人将甜蜜送给天下有情人……

　　伴随“乔春燕”黄小蕾、“郝冬梅”隋俊波怀旧感满满的歌曲《儿时》，以及现场和《人世间》作者梁晓声的视频连线，众多观众瞬间被点燃了《人世间》里横跨了半个多世纪的过年记忆。在这部百姓生活史诗中，年味就是最美丽的人间烟火，哪怕现实总在绊住脚步，也不能阻挡分隔异地的周家人奔向家的方向。有观众表示，《小芒年礼节》与《人世间》的联动绝不止怀旧那么简单，它其实是在召唤我们要珍惜每一次团圆，无论多忙、多累、多远，都要尽量去享受和家人相聚的时光。

　　一则纪实短片，将“回家”的情绪掀至最高潮。《小芒年礼节》用镜头直击了湖南援疆干部田魁的回家之路。从新疆到湖南，3000多公里的距离，从2020到2022，1000多个日夜，当田魁终于可以和妻子周晴及两个女儿团圆——观众所见证的，是可以跨越时间和距离的家之“小爱”，更是平凡的人们用责任、奉献和担当谱写的国之“大爱”。

　　“我们年复一年庆祝春节，拥抱身边的亲友，对世界献上自己的热情与祝福，是因为我们相信，无论过去的一年我们经历了怎样的困难，星辰更迭，生生不息，春天一定会到来，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力量”，晚会中的这段话，几乎可以代表《小芒年礼节》想要表达的最强心声。

　　以“礼”为核

　　触摸中国年里跳动的文化脉搏

　　年味，藏在博大精深的传统礼仪之中。唤醒年味，即是从当下琳琅满目的生活方式里，触摸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脉动，找回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都不曾磨灭的情怀。

　　从去年的《小芒年货节》到今年的《小芒年礼节》，名称的更迭折射了内核的升级。作为一台为新潮国货助力的年货晚会，《小芒年礼节》以弘扬中华“年礼”美学为精神内核，在追古念今的美好生活抒怀中，呈现中国传统年节文化五千年以来的变迁与发展，系紧横亘古今的精神纽带。

　　其中，张晓龙的《礼耀中国年》获网友点赞“涨知识”又“长精神”。舞台上，他穿梭于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过年场景，以沉浸式的讲解，在观众眼前徐徐展开一幅生动的千载礼仪华章：宋朝时期，朋友之间互赠礼物，称之为“馈岁”；“守岁”从古传承至今，杜甫诗云“守岁阿戎家，椒盘已颂花”，年夜饭的第一步，就是向年长者敬屠苏酒；如果难以登门遍访，唐朝名士就把拜年帖塞到朋友家的门口，这就是贺年卡的前身……

　　正因为中华上下五千年的礼制大成，“和”的民族基因，才得以一直融汇在我们的骨血里。《小芒年礼节》在三个篇章中，妙论“礼之用，和为贵”的真谛：礼送父母，送的是孝顺；礼送爱人，送的是呵护；礼送朋友，送的是关心。礼物可以轻，但情意深重，这才是中国年礼真正的文化美学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小芒年礼节》晚会的预热，特别节目《“芒”着过新年》在九期微综艺里陆续解锁了“陪爸妈过年”“第一次去对象家过年”“只要幸福不要肥”“不回家，也要好好过年”等九大经典场景，通过街头海采、嘉宾分享、与亲友团代表互动等形式，聆听不同群体的春节心声，奉上了一部很有借鉴意义的春节礼仪宝典。

　　身为芒果TV旗下的新潮国货内容电商平台，小芒自诞生之日起，就以用优质内容向年轻群体推荐精品国货为初心，致力于将中国文化元素和中国潮流品牌全面渗透到中国青年的生活之中。《小芒年礼节》以“中国礼”传“中国情”，既彰显了坚定中华文化立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担当，也承载了服务大众美好生活、助力民族品牌成长的愿景，为兔年春节的第一波氛围感吹来了一股别样的暖风。

　　中国年礼的背后，是中国温度、中国精神，更攒聚着大家面向新程的中国力量。正如有网友所说，我们打的不是年货，而是过年时那份沉甸甸的喜悦。

一题而三命意的《伶官传序》******

　　作者：詹丹

　　欧阳修的史论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分别在中开头、中间和结尾，出现了三处观点句，即：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夫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对此，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

　　这篇文章是把“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作为教训，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意义。

　　而陈必祥在《欧阳修散文选集》题解中论及此文时，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全文的主旨”，把第二处称为“结论”，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是“扩大和深化了主题”。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

　　不过，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但更重要的，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

　　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天命”，这是一篇的主干。其次，所谓“人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认为第一处观点句“人事”是主干，后两处是“人事”的具体表现，大致体现出“总-分-分”这样的逻辑关系。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

　　从逻辑分类看，后两处的观点，确实都属于“人事”的范畴。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人事”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

　　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中的“人事”毕竟没有具体内涵，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提出了与“天命”相对的观点，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也就是说，相对于纷繁复杂的“人事”来说，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只是当作为与“天命”对等的一个概念，把传统的认同“天命”的观念也向“人事”有所转向，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

　　也正因为“人事”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其实，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旧五代史》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

　　然得之孔劳，失之何速？岂不以骄于骤胜，逸于居安，忘栉沫之艰难，狥色禽之荒乐。外则伶人乱政，内则牝鸡司晨。靳吝货财，激六师之愤怨；征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大臣无罪以获诛，众口吞声而避祸。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矧咸有之，不亡何待！

　　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所谓“咸有之”，正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伶官传序”似乎更突出其重点，所以在林林总总的“人事”中，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忧劳”和“逸豫”这一组概念对比。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人事”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这里且举一事为例。

　　《新五代史》有记录说：

　　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思得高楼避暑。宦官进曰：“臣见长安全盛时，大明、兴庆宫楼阁百数。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庄宗曰：“吾富有天下，岂不能作一楼？”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宦者曰“郭崇韬眉头不伸，常为租庸惜财用，陛下虽欲有作，其可得乎？”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虽祁寒盛暑，被甲跨马，不以为劳。今居深宫，荫广厦，不胜其热，何也？”崇韬对曰：“陛下昔以天下为心，今以一身为意，艰难逸豫，为虑不同，其势自然也。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常如河上，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庄宗默然。终遣允平起楼，崇韬果切谏。宦官曰：“崇韬之第，无异皇居，安知陛下之热！”由是谗间愈入。

　　在这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而不听忠臣进谏、尽受小人蛊惑，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资治通鉴》也记录了这一史事，胡三省加注感叹说：“郭崇韬之言，其指明居养之移人，可谓婉切，其如帝不听何！”

　　此外，观点句中，“兴国”和“亡身”对举，“国”和“身”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身死国灭”，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庄宗后来的“逸豫”事例斑斑可举，但文章从《尚书》中的“满招损谦受益”引出该文的观点句“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这样，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也就是作为“序”而指向“伶官传”的特殊性，所谓“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这第三处的观点句，就是微观了（尽管结尾的“岂独伶人也哉”一句，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

　　在以“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我们都是以“人事”为立论前提的。在这过程中，作者所谓的“虽曰天命”一句，似乎被抛到了一边。我们固然可以说，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认“天命”的存在，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我们没有意识到，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天命”意识，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

　　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无意中遗漏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后一句“自然之理也。”而这似乎从“人事”中逸出的，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规律性之理，以颇为“自然”的方式出现，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而这，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天命”互为相通，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认为是从“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也就是“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可以借助自然灾害，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所谓“天谴事应”。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新唐书》，就讨论了“天谴事应”的问题，并对此有所质疑。在“五行志”中，认为后世之人是在“曲说而妄意天”，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而《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正是从“天命”向“天理”过渡的桥梁。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这被沟口雄三称为“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得到理解，成为一种规律时，认识到这种规律、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不过，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不断重蹈覆辙时，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呜呼！”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